浩然的意思【连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风雅黎川

【连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风雅黎川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作者:涂梦龙壹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我猜姥姥可能没有给妈妈讲过过去的事情。原因是在妈刚懂事的时候,姥姥已经没有闲情给她讲故事了。没听姥姥讲过故事的妈,也就肯定不会唱上面那首歌吧!
姥姥与母亲
妈妈的妈妈,南方称外婆,北方人叫姥姥。我生在北方,姥姥把我们带大,我们每天围着姥姥喊着姥姥。虽说后来回到了南方,但我们依然尽情的喊着姥姥,从没想过要人模狗样地学着南方人叫啥外婆。就觉得外婆不是姥姥,外婆是外婆,姥姥是姥姥。
1935年重阳节的这一天,在黎川县城吴家巷张家祖宅里,姥姥生下了妈妈。当时小有文化的姥爷,不顾妈妈今后也要长大,以后也会做姥姥,竟自欢天喜地的为妈妈取了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乳名——珍珠。后来的事实说明,姥爷的武断无非是一厢情愿。很多年以后,妈妈还是长大了,妈妈长大后又开始生我们,而且一连生了五个。顺序是这样的,哥哥、姐姐、又一个姐姐,最后妈嫌左一个右一个的麻烦,干脆把我和弟弟搁在一起生了。现在,姐姐都已经当姥姥了,幸福的是,我们还有妈妈。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说真话,我们坐在谷堆旁边的时候狂风卷奔云飙,并不关心妈妈的故事。当我们能够耐心地倾听妈妈娓娓地诉说着过去,却是端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而此时距离谷堆旁边的童真,已经很遥远了
姥爷第一次娶亲时才17岁。娶了一个可以叫做姥姥的女人,但那个女人确实不是我的姥姥。我的姥姥,是时隔34年以后姥爷又娶进门的。而之前我也有一个可以叫做姥爷的男人,那个男人与姥姥成婚不久就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杳无音讯。所以就促成了我名符其实的姥姥与货真价实的姥爷喜结良缘的法律事实。琴瑟和鸣的流年,姥姥华芳二十五,姥爷壮龄五十一。
一年以后,二十七岁的姥姥生下了妈妈,这样就列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姥姥比妈妈大二十七岁,再加上姥爷比姥姥大出的二十六岁,姥爷就比妈妈整整大了五十三岁。人过中年的姥爷喜得千金,自然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妈妈着实享受了几年小家碧玉的优越生活。可那公主般的日子毕竟没有长久,势如破竹的共军把小区县城解放了视图网。
姥爷
解放前,姥爷曾是这座山城小县的社会名流,不仅因为他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在民国时期的旧政府,姥爷是县城主管征粮的公差。常率三五人众下乡征粮,妈也说不出他的官称。同时又与一乡绅富豪合作经营一处钱庄。姥爷平时为人谦和,无党无派,只是喜欢呼朋唤友吆五喝六,常常酒醒不知何处。所以隔三差五,姥姥总要打发年幼的妈妈,举着皮龙灯,走街串巷地找他回来。姥姥虽然很幸运的读过两年私塾,却没能逃脱裹足的厄运。杯水车薪的文字积累,永远都无法救济她漫长的小脚人生。但生存在那个年代的妇女,即使你大字不识一个,裹脚却是必须的。所以尽管姥姥走起路来总似儿童般的蹒跚,却也还能写出廖廖几行的家书来。这让我们在与姥姥分别的一段时间里,从她不多的字里行间,体会了不仅我们想念姥姥,姥姥更常常挂念我们的亲情。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难怪妈不会唱那首歌,原来歌词的内容完全不符合妈的经历。
黎川解放是在49年的3—4月间。解放军灵活的运用毛泽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战无不胜的法宝,成功地策反了当地的地方武装,打败了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守军,但还有小股土匪或宗教武装时不时地来骚扰小城居民。有一日民间组织大刀会的人马浩浩荡荡,头扎布条光着膀子腰挂大刀,自小城陌市街气势汹汹地杀向县政府。十一二岁的妈妈躲进自家的阁楼上,小心翼翼地往外窥探。沿街惊恐的居民,争先恐后地关门闭户。只有一位姓邓的商会会长,自以为“光复”在望,喜不自胜地燃起鞭炮迎接大刀会进城。哪曾想大刀抵不过真枪,不到半天,大刀会就被解放军打得丢盔解甲,落荒而逃。而那位不识时务的邓会长,随即被苏维埃政府绑了去,多方求情才得以“刀”下留人。由此可见,共产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都说生不逢时,小姨才真叫生不逢时。在生了大姨和大舅之后,姥姥又不由自主地在风雨飘摇的49年,生下了苦命的小姨。
解放了,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解放干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这让城乡或多或少只要有钱的富裕人家,惶惶不可终日。昔日风光无限的姥爷婚内婚外,届时早已“下岗”失业,不得已把刚满十个月的小姨,送给了乡下一李姓人家。匆忙关闭了钱庄,率领其余的家小,东躲西藏地开始了近乎流浪的生涯。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姥爷自然也不能免俗,与那些平时来来往往逢年过节推杯换盏的乡绅财主,难免就网生出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关系就百口莫辩,辩不清就只好择机而逃。不仅姥爷要逃,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姥爷逃到光泽以后,姥姥就躲进舅姥爷家。留下妈一个人在家守门。一次妈正坐在窗下,有位忘恩负义的近亲竟带着数个乡村农民,蜂涌而来,指着妈妈大叫:“快抓,她就是珍珠!”妈闻声飞快地从后门溜到巷子里一黄姓阿婆家,甩掉身穿的旗袍外套,沿着黎河向西飞奔。当时妈只有一个念头——快跑!跑啊跑啊,慌不择路的妈竟然鬼使神差般跑到了乡下抱养小姨的那户人家。看到十个多月的小姨就坐在竹制的杠椅上(南方用来托放婴儿的座椅)。除了小姨,农户家里空无一人。小姨见到妈妈,高兴地拍着小手笑啊笑啊!妈的眼睛看着小姨,不由得悲从心来。尽管小姨仍然天真地笑,但小姨可怜的笑容还是没能留住她惊魂未定的姐姐,妈握着小姨的手,挨到了天黑。天黑以后妈又要往回跑,妈还要去找姥姥,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姥姥。
要说爸很喜欢小孩,我认为缺乏充份的事实依据。否则我是小孩他干嘛就不喜欢我呢?但他分明对妈表示过他喜欢小孩,那是在妈还是小孩的时候。一次姥爷带着两岁的妈到凌云巷去玩,巷子里住着妈的一个表亲,恰巧爸和那表亲住在同一个大厅。见两岁的妈迈不过高高的门槛,已足十岁的爸就总会伸出手去芒硝回奶,把妈从门槛外抱进来。还有一次爸正吃着蛋糕拌饭,凭爸的家境,那是难得吃上的拌饭,见妈来了,爸就兴高彩烈地想要喂饭给妈吃,他说他想喂妈的理由是他喜欢小孩。但姥爷不管你是什么理由,抱起妈转身就走。为此爸几十年都耿耿于怀。他认为是自已家穷,姥爷才看不起他,甚至不让妈尝他的一口饭。可后来姥爷又把妈许配给了他,爸就总会在妈的面前,掩饰不住地表现出狭隘的得意。
爸的感慨不是无中生有,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世事无常。爸虽然还是从前的爸,但姥爷却不是从前的姥爷了。所以爸是满心地拥护共产党,感谢新中国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别说他想娶妈,就连他想见到妈都可能是天方夜潭。饮水思源,我们也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只是委曲了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身不由已地协助爸赋予了我们计划外的生命。我们不知道爸是否一直怀着感恩的心,而我们应该深情地说:谢谢妈!
解放初期,爸与人合伙租了半个店铺贩布,赋闲在家的姥爷百无聊赖,常去布店的隔壁翻看报纸。妈就依然还会去凌云巷住的表亲家玩。一曰撞到奶奶,奶奶见了亭亭玉立的妈就满心欢喜,软磨硬泡地托那位表亲跟爸说媒。无奈的表亲只好把话捎给了姥爷。当时上门说媒的七八家有余,却都是姥爷的那些乡绅富豪故交的子弟。鉴于当前形势,与乡绅富豪联姻姥爷顾虑重重,为摆脱朋友们的纠缠,姥爷答应了爸的亲事。但姥爷并不糊涂,一是他看爸走路总是挺胸抬头,他就认定爸的寿命长,二是他见爸五毒不沾,说明终身可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姥爷的眼光犀利而独到。按照乡俗,爸要拿出九十九块银元做聘金,意为天长地久。可此前爸曾染过伤寒,刚刚大病初愈,所赚不多的银元也都在那次求医问药请神的过程中,挥金如铁。眼前已是啥啥没有了。经过再三的讨价还价,最后拿了一锭碎金敷衍了事。说到金子,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她就是爸爸的奶奶——我的太奶。太奶三十二岁守寡,养育了二男三女。寡居的太奶利用所剩不多的田产和房产出租,勤俭节约,为两个儿子的成家立业日夜操劳,并将三个女儿体面地嫁给了富裕人家。没想到两个败家的儿子不争气,一赌一嫖各领风骚。家道在两个儿子的挥霍下逐渐没落螺旋地带。伤心的太奶终日以泪洗面,长期在昏暗的油灯下纺纱的太奶,眼睛也渐渐地失明,然而,就是在每天都吃盐水浸豆腐度日的情况下,太奶身上仍然珍藏着一块日后为爸爸订婚的金子。而那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与其说是金子,不如说是太奶身上榨出的最后一滴油。

太奶的两个儿子中,嗜赌如命的是我的爷爷。赌博说起来好像比嫖娼更好听,但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去计较,结局不比嫖娼好。嫖资总是有行情,而且也需要有足够的精神身体力行,总不能天天去嫖。但赌博却没深浅,常常日以继夜。虽说赌博有输有赢垫江新闻网,但爷爷一贯坚持两个原则:一、不自摸不糊牌,二、不输光不回家。所以太奶和奶奶也并不望眼欲穿地盼他回家。一旦见他搭啦着脑袋无精打采地回来,不用问,那肯定是身无分文了。
一九二八年的正月初一,在梯云学社的一个没落的门第,爸爸出生了。两个姑姑跑去通知牌桌上的爷爷,不知胜负如何,爷爷没吭一声。傍晚爷爷回来了,以为又生了女儿,就疲惫不堪地拿起一个竹篮,一眼都没瞅,准备把新生的婴儿扔掉。奶奶说:别扔了,是儿子。爷爷听了,才大喜过望,一改往日的游手好闲,匆忙的转身生火做饭。虽然爷爷不是第一次做饭,但心甘情愿地为奶奶做饭,却是第一次。爷爷期望爸能命如磐石,为爸取乳名“逃荒”,又盼望将来能顶天立地,故大名取“成汉”。成汉倒不难理解,但“逃荒”跟命硬有啥关系?可能“逃荒”如“狗剩”或“锁柱”般贱而易养?我就一直有点想不通。但你别说,爸从江南到东北,虽说不是逃荒,可也走得不近。另外爸的一生尽管没能顶天立地,倒也活的得光明磊落。再说爸寿限八十三岁,也算得上长寿之人,而这些都与爷爷的期待不无关系。二零一一年正月初一,爸突发脑溢血,回天无术。而爸生于正月初一,病于正月初一,这难道又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吗?
到了学龄,爸就去附近潘家祠堂读书。有时任性逃学,就要两个姑姑哄着抬着送到学校。爸虽谈不上勤奋,可确实天资聪明,因此学习成债总是名列前矛。唯一的缺陷就是不善交友,尽管家人时常的引导,但爸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还把这个缺陷固执地保留了一生。聪明不能解决一切。读完小学,不知爷爷还有没有钱打牌,反正爸是没钱继续上学了。但日子虽然过得穷困,爸却从不缺少溺爱。说一不二的环境逐渐养成了爸的“窝里横”的习性,但他也只敢欺负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姑姑。爸有两个姐姐,爸有两个姐姐我就有两个姑姑。大姑比爸大十岁,大姑长得很漂亮。因为漂亮,所以她在爸还不会欺负人的时候,早早的嫁给了乡下的财主。倒霉的是二姑,二姑比爸大五岁。其貌不扬的二姑本在家里就是受气的角色,爸的横行,对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二姑不仅每天要屋里家外的忙碌,而且还要忍受给爸当马骑的屈辱。一次二姑在河边洗衣服,路过的爸又对她出言不逊,毛主席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詹世钗,忍无可忍的二姑终于爆发了,摁倒爸爸一顿痛打,一边打一边恨恨地问:你还敢不敢打人?还敢不敢骂人?爸杀猪般的嚎叫:不敢了,不敢了。
这段经历是八十岁的二姑对妈讲的。她说当时以为挨了打的爸一定会跟奶奶告状,所以她也满怀悲壮地回家。没想到回到家后太平无事,显然爸没对爷爷奶奶告发。这反而让二姑心生悔意,不禁在心里心疼起弟弟来。讲到这的时候,八十岁的二姑眼里已然闪动着泪花。一次应该给予的教训,竟让强势的二姑后悔了几十年,可见姐弟之间手足情深。而对爸来说,教训也是深刻的,以至古稀之年的爸,在二姑的面前,仍然保持着小心谨慎。
辍学之后,十二岁的爸开始到老街“福丰隆”日杂店学徒。说是学徒,其实就是干活。老板很苛刻,只管吃饭,没有工薪,而且每天要夜宿守店。熬过了三年时光,爸又转到孝石乡下一店里帮工,学做蜡烛等手艺。姚姓老板很宽厚,对爸也好,包吃住外,每月还给些零用钱。隔年,爸又投奔嫁到光泽的二姑,在街面一绸缎店打工。在少有积蓄初怀壮志之时,一场伤寒击碎了爸的美梦。高烧不退的爸整天昏昏沉沉。二姑见状心急如焚,四处求医问卜。为挽救爸的生命,善良的姑夫甚至在巫婆的盅惑下,披麻带孝,邀神驱鬼。千方百计之后,爸仍不见好转。一天爸在昏睡中醒来,对二姑央求说要吃西瓜。时值深秋,那来的西瓜呢?姑夫却答应他去买,那年头兵荒马乱,不时有子弹从空中划过。为了预防被流弹击中,姑夫小心翼翼的贴着墙根,跑了大半个县城,终于买到了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一个西瓜。姑父兴奋地抱着西瓜往家跑,在他看来,西瓜就是爸的命,他要保住爸的命。
爸接过姑父买来的瓜,想吃又不舍得吃大话捧逗。就把瓜贴在自已的胸口,滚来滚去,直到瓜也热的烫手。也别说,吃了西瓜以后,奇迹出现了,多日的高烧开始降温。不怪爸后来总说,是一个西瓜救了他的命,是善良的姑父救了他的命。
父亲年轻时
就在爸颠沛流离死去活来的期间,爷爷仍然不屈不挠翻箱倒柜地醉心赌博,一回奶奶发现她藏在藤箱里的私房钱不见了,而箱子还锁得好好的,结果翻过来一看,箱底被爷爷哭笑不得地挖了个洞。有时我就突发奇想,假如爷爷和他的弟弟互换一下角色,结论会怎么样?而事实是没有这个可能。虽然他们都是败家子山羊皮乐队,却牢牢的坚守各自的底线:嫖则不赌,赌则不嫖。我要承认我上面的想法很天真。我对爷爷的弟弟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怎么称呼他。耳闻他喜欢寻花问柳,为此不仅搭了钱,而且最终搭了命。英年早逝的他,除了留给太奶不尽的泪水,还能勾起几许伊人“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愁肠百结吗?此处改一句;还有就是愁肠百结的万千思念。
爸在提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的时候,每每总是恭敬不足鄙视有余。我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也许就是爸能够坚守一生洁身自好的动力所在吧。
上一章说到爸与人合伙开了布店,生意却是异常的清淡。虽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但天气又无助于爸的经营。就在爸愁眉不展的关头,在街上碰到了已在公安局参加工作的熟人——李敬白。李敬白动员爸也去公安局工作,经过考试,爸顺利地进入了公安局。
用当局的话来说,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九五零年春季,逃往光泽的姥爷还是被乡村农民抓回来了。而就在姥爷被“辑拿归案”的同月,爸加入了公安队伍,公安局长为了调动爸的工作热情,也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就问爸是否有社会关系需要关照。爸就把姥爷受人牵连的事,一五一十的跟局长做了汇报。经过调查,姥爷的确没有犯罪事实。后由爸和李敬白具保,姥爷被无罪释放。但就是这样一件举手之劳的麻大小事,却让爸在妈的面前,为自己罗织了一辈子救世主的英名。
那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俗语就是说我姥爷的。解放初关闭钱庄时,姥爷把钱庄里的金银换成了大量的旧币。解放后废除旧币,姥爷手里的钱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在不多的积蓄用光后,不得已靠变卖房产和手饰度日。最潦倒的时候,姥爷去乡下教书,姥姥靠为人洗衣服、做鞋糊口。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五年前送人做童养媳的十三岁的大姨,凑热闹似的跑回来了。姥姥没办法养活她,邻居就带她往返几十里到乡下帮人挑粮挣钱。大姨天生的乐观,总能苦中寻乐。一次她用劳动了一天的报酬——四角钱,兴冲冲的买了个西瓜回来,大舅见了瓜自然高兴。姥姥就气道:饭都吃不上,还吃瓜。大姨却陪着笑说;明天还能挣!
妈和爸成亲是在一九五二年。奶奶是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虽不识字却总有当家的企图,常在爸的面前风言风语地无事生非。好在爸对妈非常宠爱,没因奶奶的挑唆而“误入歧途”。成亲前妈已经有了工作,在县纺织厂上班。纺织厂都是些年青的女工,一群一伙的在一起叽叽喳喳地不停。妈说那段日子过得很快乐。妈在厂休日也会去爸工作的公安局玩。后来爸被分到了劳改大队当管理员。一次妈遇到了公安局长的爱人,局长爱人和妈很谈得来,她就说把妈也调到公安局去。妈就回家跟爸商量,没曾想,爸头摇的象拔啷鼓,咋说都不同意。爸为啥不同意?妈一直也不明白。如今爸走了,爸当年的想法,自然也就成了永远的迷。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一九五三年四月,根据公安部指示,土改后的劳教人员一律送往黑龙江省进行改造。各地也要抽调少数管教干部随行押解。而此前局里曾派出过几个同事,到外地执行过短暂的任务。回来后这些同事都得到了选拔重用。爸就以为这次也是提拔的好机会,是机会就不能错过。所以当局长征求他的意见时,爸就未加思索地欣然同意了。幸或不幸,因爸的草率而决定了,从此微金所,妈跟随着爸,走进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开始了远离故土三十四年的艰辛历程。
牛义和夫妇
那天,爸一手提着藤箱,一手抱着紫色圆花的棉被,和妈一起告别了故乡,离开了家。他们实在太年青,甚至不知道留恋,不知道要回头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家,多看一眼送别的亲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此去一别,竟是三十四年。他们不知道,此去一别,与年迈的高堂,竟是永别。
那时,妈把哥揣在肚子里已经四个月了,不揣着不行,这小子太顽皮了,一眨眼就能上树莜面凉皮。可能是颠簸,车刚到抚州,哥就开始捣乱,在妈的肚子里拳打脚踢。年长的人告诉妈,说哥可能想出来“放风”,叫妈拿几个鸡蛋哄哄他。妈就一连吃了十个煮鸡蛋。别说这招还真管用,不一会哥就消停了。不过我估计哥可能不是想出来“放风”,大概是他也有点饿了。
妈和爸坐上了开往北方的专列。是专列就不需要中途转车。车上坐着武警、管教干部和干部家属。当然最多的是去劳改的犯人。火车一路咣咣当当的跑了一个星期,最后扑哧扑哧的在一个小站停下来了。妈从车上伸头一看,站牌上写着她终生难忘的三个大字——鹤立镇。爸和妈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此就跟这三个字紧紧的纠缠在一起了。
爸要去的地方不是鹤立镇,而是以鹤立河命名的劳改农场,对内称“松江第四劳改支队”。队长兼场长的叫胡林祥。五七干校时他降职管菜园队,我们亲切的叫他“老虎头”。
四月末的北方不时地还有雪花飘零,雪过天晴又化作满地泥泞。说是春风,依然吹向西北金橘花。夜晚的温度照常寒冷逼人。爸和妈被暂时安置在火车站的铁匠铺边,一栋房子里有对面两铺土炕。用苇席间隔出六户人家。有崇仁县的刘炳辉一家,乐安县的邹传志一家,还有河南来的吴兴国、雷翠花夫妇等。爸妈在这简陋的新家里住了近七个月。哥就是在这个“家”里诞生的。那年的八月十五,也就是中秋节,哥为了能吃上月饼,一大早没等爸叫来接产的医生,就迫不及待的擅自跑出来了。幸好有那么多热心的“邻居”帮忙,她们告诉妈别紧张、别乱动,等接生的医生来。妈因没准备好给哥穿的衣服,只好用一斤棉花给哥盖上。哥对此表示非常的不满,小手不停的撕扯着棉花。后来爸叫来了温丽君医生,温丽君很兴奋,说哥是她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其实没等她接,哥就生了。千里捎书把喜讯告诉姥爷,姥爷用他极工整的小楷书法给哥取了个旭日东升的名字——黎明。
哥很小就会走路,很大才会说话。现在网络上常看到一句成语: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哥倒未必贵,要看跟谁比。哥在很多企业工作过,也当过企业的小小领导。有时我就纳闷,不是吹牛,有些方面我比哥要更世故,却从没谋得一官半职。所以你要信命,命运这个东西真不是个玩意。
爸妈在哥满月的时候还住在鹤立镇的那栋大房子里。因为场部的宿舍还在建设中。那时一、二分场不叫分场,叫一工地、二工地。没事爸就抱着哥去逛鹤立的百货商店。正是深秋十月,镇里的人就说爸啥都不懂,这么冷还把孩子抱出来逛街。我琢磨爸不是不懂,傻子也知道冷暖,爸是故意把儿子抱出来显摆吧。
一九五四年的新年前夕。妈爸搬进了场部新盖的家属宿舍。尽管新房里还弥漫着石灰水的气息,但毕竟有个家了。而且屋里装了明晃晃的电灯。主要是有了自已的小天地,在大铺炕上住着,洗澡解手都不方便。现在好了,咋的都行了。
爸一开始在办公室工作,主任叫何家凡,文化程度是国高,他爱人姓迟是会计,他们有一个哑巴儿子。爸刚去时月薪47元。那时有47元不算少,虽然每月要寄十元给奶奶,但精打细算每月多少还有些剩余。爸就用剩余的钱给自己买了一条尼料的裤子,扯了几尺苏联花布给妈做了一件花衣裳。爸说小孩长的快,哥就不用买啥了,买新布做开裆裤就有点浪费了。
一九五四年下旬,场部安排爸、周昌德、庄远禄、刘炳厚等人去哈尔滨参加财会培训班。时间是为期半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开场的会计元老。从业时间最长的应该是爸,干了三十年,一直到退休。
爸在外地培训,家里就剩妈和哥黑楠。妈一个人在家害怕,夜里睡觉就不敢关灯,反正那时也不用交电费。一次睡到半夜,迷迷糊糊伸手一摸,不见了身边的哥。妈吓了一跳,起身四处找哥。却发现一炕的衣服,原来哥把箱子里的衣服都倒腾出来,一个人闷声不响的坐在箱子里,正若无其事的看着妈呢。那时的哥,还不到一岁,够操蛋的吧。
半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爸从培训班回来已是55年初。不久就服从组织分配,到四分场当会计。场部派了一辆马车帮爸搬家。不光给爸搬家,一车搬两家。另一家是一分场的通信员,叫董志友。那时家的概念除了被褥就是锅碗瓢盆。最占地方的要算水缸了。但两家的东西划拉划拉也有一车。因此大人只能跟车步行。爸用一床薄毯包着哥背在身上,和妈一起紧跑慢颠地跟在车后。场部距四分场十八公里。妈没说走了多长时间,妈没说我也忘了问。
五六十年代的人,不管男女,服装一概是黑、灰或藏青色居多。家家的锅碗瓢盆更是大同小异。要说平常每家各过各的,就不会有混淆的可能。偏偏这回两家的东西装在同一辆车上,卸车时匆匆忙忙都没留意,过了几天董志友跟爸说拿错了锅,他家的锅更大。这样就存在两个疑问;一、谁先卸的锅?二、谁家的锅更大?董志友也说不清楚,结果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四分场的领导姓于浩然的意思,叫于云海,于云海的爱人是朝鲜族人。四分场是新建的场,场里没有通电。家家晚上都靠煤油灯照明。妈常在煤油灯下给爸织毛衣。一天她看见哥总用手挠舌头,才发现他旁边的煤油灯翻了,哥可能抓了煤油吃。哥不会说话,就只有自已挠。唉!小时的哥是真不省心那。
转眼到了一九五六年。爸依然是会计,却调到了三分场。三分场离四分场八公里。三分场的领导是河南人,叫魏树谋。和爸住邻居。当时他家没孩子,所以很喜欢哥。经常领哥到他家吃饭。一来二去哥就习以为常。到了开饭的时间,哥就会跑到他家去,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饭桌前等饭。毕竟是孩子。魏树谋夫妇跟爸妈说起哥来,总会开心的哈哈大笑。
那年妈又生了一个哥。我就不妨叫他二哥。二哥还不足月就生下来了。大哥怕二哥会抢他的衣服,就紧紧地抱着自已的衣服躲进炕上墙角里。而二哥在这个世界上也仅仅逗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就不会哭了。我们小时和人打架,就心想再有一个二哥多好,再有一个哥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但我们如果坚持需要两个哥哥的话,那他们是否还会有两个弟弟?这个问题恐怕用方程也求不出来答案了。

打小就娇生惯养的爸和妈,在寒冷偏远的北大荒,不仅学会了独立自主的生活,更象冬日里的一树梅花,绽放着傲雪的异彩。
妈在刚到东北的时候韦纯束,啥都不懂。奶奶给爸做了一双布底的棉鞋,布底沾水就湿,妈就把棉鞋放在炉子上烤,人就竟自跑到外面去了。等她想起棉鞋匆忙跑回家中的时候,棉鞋烧得就剩下一个鞋帮。咋整?爸还要等鞋换。想来想去的妈目光落在剩下的一只鞋上。“照着它再做一双!”妈决定。接着买针买线买布,妈照着鞋样给爸又做了一双。大功告成了,妈兴高彩烈地叫爸穿上试试。你猜怎么着?千针万线缝出来的鞋,两只竟是同一只脚的。这让爸简直哭笑不得,但爸却并没因此而嘲笑妈,爸知道,一针一线里凝聚着妈的汗水,而且,妈也学会做鞋了。还有一次,爸从鹤立镇上买了一瓶食油。因为天冷,拿到家的时候,油就冻住了。妈以为放在炉子上烤烤油就会化了。结果除了妈以外,谁都知道,瓶子炸裂了。一瓶的食油都点了炉子。忐忑不安的妈把这个“意外”的结果告诉了爸,爸听了,只对妈低声的说了一句:算了!爸从不为妈做错了事而责怪妈,在他年青的时候。妈在今天回想起这些时,依然沉浸在那远去的岁月。妈说,在与爸共同生活的数十年里,那一段日子是最艰难而又最温馨的时光。
五六年爸从三分场调到五分场。干部群众频繁地调来调去,在当时的农场是司空见惯的事。三分场距五分场有四十公里,牛车搬家要晃晃悠悠地走一整天。那时分场的领导不叫场长或主任,一律称呼大队长。五分场的大队长是陈宝山。爸妈在五分场生活了四年,就在这四年期间,妈抽空生了大姐。大姐也没学哥那么嘴馋生在节假曰里。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大姐的名字是妈取的,叫顺英。听起来挺土。二姐说大姐的名字寓意着一生顺利出色。我认为这种解释很牵强,不要把妈想的那么文化。我对顺字的说法没有歧见,但我理解英的含意非花即叶。我就推断妈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丫头片子生的很顺利而已。
五七年的一个夜晚,爸妈住的那栋房子失火。失火的原因是住在同一栋房有个妇女,妈没说这个妇女叫什么长啥样。但不管叫什么长啥样,肯定是个妇女。妇女夜里去和别人偷情,把幼小的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孩子不慎打翻了煤油灯,灯火引着了炕席,导致一场无妄的火灾。整排的一栋房子燃烧在火海里,在讲述救火的过程中,妈突出的颂扬了邻居吕大夫,说他胸怀临危不惧的沉着,都火烧眉毛了,仍然还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一点一点的往外搬东西。后来大火实在是没了耐心等他慢悠悠的往返,就尽快地把他家的东西都烧光了。
妈最初在菜窖干临时工,干活的都是干部家属。活不累也很单调,就是把红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埋进沙堆里,还有土豆也享受着萝卜的待遇。埋进沙堆里的萝卜们就象埋进了坟墓,整个一冬都不用管它。麻烦的是那些白菜,窖久了就会烂帮。家属们就要把腐烂的菜帮剥掉,烂一层剥一层,剥一层烂一层,挨到来年春季,能剩下一卷菜心就算不错。北方的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家要靠发点豆芽吃些豆腐来迎接青菜满园了。
没活干的时候,大队就组织妈她们给犯人做棉衣。妈就从那学会了给我们做棉衣。妈给我们做一件棉衣通常需要好几天,先是把裁剪的布样平铺在炕上,然后撕棉花,一层一层往布上续。为了使棉花厚薄均匀,妈总要左看右看,还不时的用手去拍。续好之后就用针线一行一行地把棉絮和棉布缝在一起,这样衣服穿起来才不会“滚包”。一开始妈做的棉衣只能穿在里面,外边还要套一件单衣。后来妈给我们做了一件蓝色的棉衣制服 ,胸前还有两个兜。不过还是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袖子上的鼻涕没办法洗。
五七年在房子着火之前,妈和一个叫柳月英的家属被安排到托儿所当阿姨。周厚恩要不咋说火烧旺运呢,那把火过后,六零年全国展开一打三反运动,清理经济领域里的犯罪。商店缺人,大队长陈宝山就要调妈去商店。队领导毛中顺要推荐自己的妻子去。为此陈宝山只好召开民主会,后经队委会研究决定——择优录取,并当晚就进行考试。结果还是妈考上了,毛领导自然也就无话可说。当时月薪十八元,隔年加到二十四元,并转为正式职工。妈后来一连三年被评为先进分子,六三年工资加到三十一元。逢三年自然灾害,妈爸都吃食堂。食堂有个炊事员叫洪姨,广东人,对妈很好,因妈每天下班更晚,洪姨就留饭给妈吃。食堂整天吃的都是二米饭,就是大米掺黄豆。小孩吃了黄豆容易拉稀,洪姨就每天把黄豆挑出来,留出纯米饭给妈带回家。虽说滴水之恩未能涌泉相报峡江疑影,但在洪姨一家最艰难的时期,爸还是倾力把她们一家调到了水库。她也是爸一生中唯一帮助过的一家人。
五九年造纸厂成立。六零年爸去造纸厂当会计。妈也随后调到场部商店。造纸厂厂长是张树春和王维芳。一年后妈生了二姐,爸给她取名彩虹。不知道爸是从她身上看到了希望,还是希望她自己满怀希望,总之都是期待雨后的晴空。五八年押送来了三百五十名女犯到场里改造,女犯中当然不乏心灵手巧的人。妈就托女犯给二姐织了一件毛衣。不知道大姐对这件毛衣的所有权有没有异议,二姐说是给她织的。毛衣织的很好看,这就让我们想象那位女犯也一定长得很漂亮,漂亮的女人是不该犯罪的,她应该象春天的花开一样,为世间展示一道美丽的风景,真不应该在高墙铁窗内,渐渐的枯萎。
六三年的冬天一如往年的冬天。不同的是,我和弟弟出现在这年的冬天里。生出我以后,妈以为就没事了,谁料想还没五分钟,弟弟也跟着舞舞喳喳的跑出来了。即然出来了,再把他撵回去就不好。那就一起取个小名吧。开始的名字不知谁取的,叫“山东、山西”,后来觉得不对劲,俺哥俩没隔的那么远。接着就改名,改成了“茄子、锤子”。又认为茄子与锤子风马牛不相及。改,再改。最后改成两个非常“几何”的名字。叫啥呢?在妈爸的直观印象中maydie,地是平的,天是空的,平即为扁,空就是园,所谓天园地扁,干脆就叫圆圆扁扁吧。那时双胞胎并不多见,所以在场部基本上家喻户晓。我们哥俩一出生就成了“名人”。“名人”就得有个人名。爸就给我们取了个大名——梦龙和梦蛟。梦字过于虚幻,因此我的一生都在幻想与现实间徘徊。也许爸只是需要我们有个梦想,并不真要我们成为呼风唤雨的蛟龙。他怕我们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就不归他们管了。
妈休了七十天的产假就上班了。把我和弟弟交给哥姐照看。上班前妈在我们哥俩每人脖子上挂了个没有孔的奶嘴,告诉哥姐我们哭时就把奶嘴塞进我们的嘴里。这个办法有一阵挺管用。多哭几回没吮出奶来,我们就多少有些警觉,原来妈也会骗人。即然妈都不能信,那别人就更不用说。经验教会了我们,长大后仿写陋室铭,碰着啥事都要疑神疑鬼的。
妈在生了我们以后,工作就格外的忙了。忙了就没空,没空给我们生个妹妹。我们真想有个妹妹。如果我们有个妹妹,我们就会象哥姐带我们一样带妹妹,省得哥姐总觉得我们欠他们多少似的。可妈真没空,妈真没空我们就真没有妹妹,所以我们就一直保留着想要有个妹妹的愿望。(待续)
作者简介
涂梦龙,男,1963年出生,从小随父母亲在北方长大,原黎川华山瓷厂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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