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大张【重温红色经典】三个第一颂可彝-罗源湾新闻网

【重温红色经典】三个第一颂可彝-罗源湾新闻网

重温红色经典
三个第一颂可彝

在罗源革命史上,为什么把林可彝烈士事迹列在首位?因为他是中国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罗源出国留学第一人、第一位中共党员、第一位革命烈士。1987年冬,为纪念林可彝烈士就义60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叶飞亲笔题词:浩气长存。
(一)
在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委党校工作的时候,为宣传罗源地方革命史,我讲授一节课,课题是《罗源湾畔展红旗》。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罗源,是一块有着厚重革命历史底蕴的红色土地。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林可彝烈士,在这里诞生;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挥部和临时医院,在这里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军粟裕、叶飞,在 这里留下战斗身影;闽东第十三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在这里转战驰骋; 200多名罗源人民的优秀子弟,从这里出发,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 抗日……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罗源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以他们的铮铮铁骨、凛然气节,捍卫民族尊严, 打造红色理想。
罗源湾,是他们的胸怀;牛姆山,是他们的脊梁;莲花峰,是他们永远的丰碑!
2017年是林可彝烈士就义90周 年。为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县里筹划举办林可彝烈士系列纪念活动。他的后辈族亲拟编一部闽剧, 反映烈士一生。我建议,可以从6个方面,集中展现烈士风采。

两度留学为救国

1893年春,林可彝(字瑞鼎)诞生县城北门街的茶商林维恭家。在4个兄弟中,他排行第二。长兄、四弟先后夭折,父亲也因经营茶叶生意受挫,忧伤而亡。家计全由三弟瑞章操持。可让林家欣慰的是,充满阳光的林可彝自幼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饱读经书、诗词。1912年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林可彝燃起希望。他胸怀救国救民之志,于次年秋天,踏上福州白水井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求学之路。在校期间,他深受先辈林长民等民主思想的影响,对民主革命逐步认识到:国事日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叹息神州破碎,写下激昂诗句:“经学僵人神化前,聪明才智没深渊,庙堂从此无文字,祸水横流六百年。”
1916年秋,林可彝从法专毕业后,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帝国大学学习、进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他满怀悲愤发表《日人捣乱东亚和平论》,并撰写谴责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殃民檄文,促进留日同学开展抗议斗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让林可彝十分振奋。他在第一时间发出时代的强音:“中国欲避免资本主义而开发实业,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最好经过像俄国共产党专政的步调。”1920年,林可彝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后,从日本学成归国。
1923年夏,林可彝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由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彭述之、罗亦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在校期间洛阳大张虞美人黄机,他苦心钻研马列经典著作,参加陈延年为团长的旅行团,对苏联工厂、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并从十月革命成果看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希望。

京都执教宣马列
1920年留日回国,翌年春赴北平,在平民、朝阳等大学任教。与杜国庠、谭平山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1925年7月,林可彝奉李大钊调遣从苏联回国,到北平的朝阳、平民、文化等5所大学任教,兼任《劳工日报》专栏编辑。讲授《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课程,一度与李大钊共事,两人关系密切。期间,在《自治周刊》《今日杂志》《学林》《时事月刊》《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时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诸方面。林可彝的进步思想,反映在他的大学讲义和报刊发表的文章。我们通过分析研究,归纳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有四个方面:反对议会政治,批驳“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主张,主张革命性运动,反对改良性运动。他总结农民运动失败教训,有五个方面: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加以根本变革,没有依靠工人农民建立人民武装。要注意发动群众工作的方法。要重视劳动阶级的教育。
回乡播种传真理
林可彝1920年从日本、1925年从苏联学成回国后,两度返回家乡罗源。探亲期间,他抓紧时机向乡亲们宣传革命道理,介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情,讲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就;支持邑中热心人士创办新学,帮助寻觅校址、延聘教师、制订教学计划,并提议兼收贫寒子弟免费入学;极力反对蓄婢,大声疾呼“解放妇女,男女平等,妇女有权参政”;强烈谴责封建租佃和高利贷剥削制度,忠告诸亲友不要图谋地租、剥削发财致富,要自食其力劳动发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国内某些地区必有一番改革”。在他第二次回乡参观由他自己一手操办的县女子小学时,看到操场上女生队列整齐清辉阁,个个英姿飒爽,他心情格外舒畅,当场口吟七绝一首:“堪羡群贤育女英,修文练武展新旌;书生投笔从戎日,不带男兵带女兵。”他回乡时,常有罗川诗社社友来他家晤谈。他在晤谈中写诗明志:“汗简韦篇固可休,维新洋务究何求,惊风夜夜嘶边马,志士声声急报仇。”“一自生来到死终,与天与兽竞争中,必须统一人行动,逼得诗歌要立功。”


吟诗励志展才华
林可彝烈士逸诗共有7首,由其儿子林时中提供。
1921年12月11日在《自治周刊》30号上发表《残菊》:
冰冷的霜华,
酸利的风片,
和那东篱底下,几根带着病容的菊花,
好象结上生之不解的冤仇朴山多拉,
成个利害相反的阶级,
整天到晚,不断的压迫和攻击娘塔利亚。
开过了的大菊,
留下来的凋残的花,和那枯槁的叶,
还有她的干儿,亭亭独立;
旁边绕着好些的小菊子,
一半儿正在萌芽,一半儿正在吐蕊;
娇娇花,嫩嫩叶,
对那凛烈的风霜,
一种活泼泼的生机,偏又使劲儿繁华调畅柏含香。
死的死,活的活,
死的愈显出她嶙峋的傲骨,
活的又养成那活泼的生机揭东二中,
那活泼的生机,便是受那嶙峋傲骨的刺激和濡染;
虽不时也归于委化,
那黄土中深埋着他的许多苗儿,又无处不乘时待发。

奉调西征获凯旋
1927年1月,林可彝奉调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5月17日,驻宜昌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林可彝投笔荷枪,奋起参加保卫武汉的战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大屠杀。面对白色恐怖,林可彝没有退却,他继续在中大讲课,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发动群众游行示威,组织营救被捕人员。
林可彝参加北伐战争,武汉西征凯旋后,于1927年6月摄影赋诗赠其夫人。该诗书于此照片背面:“翠瑛怎样忆征夫,马革裹尸未裹吾。乍看戎衣应苦笑,书生风度有耶无?”
汉阳就义存正气
武昌中山大学素被称为“赤化大学”,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憎恨。1927年冬,该校学生又一次掀起反对军阀胡宗铎等屠杀武汉人民的斗争。一个大雪纷飞寒风肆虐的早晨,林可彝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层层包围的武昌中山大学被捕。敌人用尽欺骗利诱、严刑摧残、学生对质等手段,可林可彝坚贞不屈。1928年1月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林可彝确系共党重要分子,在校宣传共产,蛊惑青年”“罪大恶极”的罪名判处死刑。当日,林可彝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在高歌《国际歌》中英勇就义,年仅35岁。
1928年1月10日,在当时全国性重要报纸上海《申报》,刊登林可彝殉难消息。
他牺牲后,北京亲友借卧佛寺召开追悼大会。其灵柩由战友集资护送还乡时,县城开了城门迎接,有识之士和亲友冲破阻挠召开追悼大会。其姑夫、塾师吴皋凤先生作挽联:“吾子竟若斯,天道人心胡定论;昔年还如昨,残笺断稿忍重搜。”出殡时,万千居民涌上街头,伫立泣送。

(二)
20世纪初,中国军阀混战,内乱外患。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提出议会政治、开发实业、教育救国、废督裁兵、军民分治等各种救国治国方策。林可彝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革命学说的先知先觉,受世界革命形势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对中国的前途,比较系统地阐述独到的见解。
他反对议会政治,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单纯依赖议会政治,单纯组织社会党或是劳动党,即使能够在会议里面,多占大头数,掌握政权,亦决不足实施社会改革。”“中国的社会改革,不要用革命的方法,只须组织社会党,向着选举去竞争,苟得胜利,就可借政治的权力,组织社会主义国家,觉得真是梦话呵!”
他批驳“实业救国”的言论,认为:“让资本家去开发实业,弄到贫富不均,如同欧美今日的危险实在不好。中国是个后进国,再去蹈人家的覆辙,未免太不上算。开发实业的方法,除了资本家开发,只有国家开发和劳动阶级自己开发二个办法。以目下政府,如此腐败,自然不能开发发展实业,就是将来的政府,我们可以靠得住吗?”“中国欲免资本主义而开发实业,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指明推翻腐败的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开发实业、振兴中国的出路。
他驳斥“教育救国”主张,认为:“教育与政治是息息相关的东西,不有良政治,绝不有良教育。”“现状维持之下,配谈社会教育运动吗?教育经费几个月不发,运动索还欠款还要挨打,这种政治当局,向他们说什么教育,说什么教育运动?大江南北,父老兄弟,不死于兵,就死于匪,转徙流离,生且不保,食且不给,这种社会,说什么教育;干什么教育运动?”他还列举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教育事业发达的成绩,证明自己的观点:“政治先改良,社会教育才可以发展。”“政治若是好的,社会教育才能运动有效。”因此,他提出:“主张社会运动的人,不能不并重政治运动,主张社会教育的人,要先主张政治运动。”
他主张革命性运动,反对改良性运动。有人认为,要实现自治,只要废督裁兵或者向督军请愿,搞军民分治即可。林可彝认为:“个性和能力的障碍物,温翠苹除了现社会的组织,没有别的。”“世上想要安坐赚钱,想滥用权力,想不劳而食的人类,仅有现在万恶的督军和可冷的兵吗?”“废督裁兵,也是自治的初步,但做到这—步,也未必就能够自治呵。”对于改良性运动之“军民分治”“设立省参事会和向督军请愿”,他认为是出于个人经济欲和优胜欲罢了。因而,“我们主张革命性运动的,对于改良运动,原则上认作我们理想的妨碍物,根本反对的。”还有人寄希望于军阀互相残杀而底于亡,林可彝认为,“人民不自奋,依赖军阀残杀而于亡,是绝对没有的事。”
那么,中国的前途在哪里,应走怎样的社会变革之路呢?
林可彝明确指出:中国的前途应走苏联共产党专政的步调,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阶段与旧来之生产条件,必生冲突,这旧来的财产关系,向曾为生产力的发达形态,今一转而为无产阶级的桎梏”的论断,指出现在正是“生产组织变为生产力桎梏的时机”。他还以社会革命胜利,不起于社会生产力发达的欧美,而在产业不发达的俄国首先取得的事实,论证“革命的理想精神是革命的要素”“资本主义不必成熟,社会革命也可以成立的道理”。他分析俄国和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后认为,俄罗斯这样产业不发达的国家能取得革命胜利,“这样看来,中国社会革命未尽不可能了”。“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勇敢的社会主义者到民间或军队中去,趁他们不平心未定,指出一条出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定能实现。”他还指出:“中国系后进之国……欲与欧洲列强并立于世界,势不能不想法突破像欧洲政治改革那样一步一步的行程,必求官僚军阀政治之后,一跃而跻于无产阶级政治之域”,“最好经过像俄国共产党专政的步调”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又如何组织,发动这场社会政治运动呢?
林可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总结历史上农民运动失败教训,阐述了组织发动中国革命运动的正确方法。
要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运动失败教训之一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他们中登到强有者地位的,仍旧以固有的制度为便利,所以经过许多革命所成立的国家,其为拥护特殊阶级的机关,凡百组织为供一般生活相背驰的根本错误,丝毫不能变的”。他盛赞苏联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狂热的信仰,严格律己,上下协力,勇于奉献的精神,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运动,首先“改革之初,要有一万个彻底的人,诚实、能干、浚智、不沾染腐败的习气,热心干事”。强调领导阶级应具的品质。
要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上加以根本变革。他总结农民运动失败另一个教训是没有从政治、经济制度上加以变革。“从来只知道从消极的抵触为一般社会生活的压迫和绞取阶级,而对—般生活压迫的根本原因和绞取行为最为明显的‘私有财产制’‘资本制’不知道加以断然的改革。”因而他主张:中国“不主张改革政治则已,主张改革政治,最少也要政治组织能够促进下层阶级的觉悟,国家制度,能够使下层民族有实际干与政治的机会……使参政权与参产权同时实现”。
要依靠工人农民建立人民武装。他认为:“凡是一种政治运动,总要经过三层阶段。第一,是思想的发生;第二,是思想的革命化;第三,是思想和力的结合。”指出推翻旧国家政权的政治运动要经过思想发动到武装斗争的过程。有人认为:“打破武力,要利用武力。”林可彝“觉得自己没有相当实力,单凭倚纵横捭阖之术,以为武人的枪炮,可以跟我们三寸舌走,实在不有多大希望”。“纵然能实现于一时,而不免弄个不衫不履的局面罢了。”因而,“我们就应该注意农人工人方面,以建筑我们巩固的实力”。明确指出建立人民武装思想。
要注意发动群众工作的方法。他认为,在发动组织农工参与政治运动时,“对于农民工人说话,不妨侧重社会经济方面,我深信下层阶级的人民,对于经济利害是直接感受的,比不得政治的利害u掌柜,仅为间接的。他们一受我们理想的浸润,一定会跃跃欲动的。我们又指导他悟到经济改革的必要,又指导他们悟到政治不改革,社会经济是无法改革的。那么,他们对于现在的恶政治,必不像从前那样只是吞声饮泣,不敢作声,除了怨天怨命外,束手无策”。反映了深入工农的工作方法。
要重视劳动阶级的教育。他认为,要趁劳动立法的机会,“更进而谋劳动阶段的教育运动,因为劳动者非有相当教养,即使成立无产专政,不啻只是少数无产知识阶级专政,否则又为多数无产愚民专政,终难达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水信玄饼,终难发挥无产阶级的文化”。他还以列宁不得不改行经济政策,最大关系者“则大多数无产阶级农民,深中了以前资产阶级重视财产产出的文化之毒”为教训,认为“未掀起社会革命以前网游乾坤无极,先计划相当的劳动阶级教育,以解除将来发生陷于和俄罗斯受同样的困难,实在觉得是必要的”。
林可彝还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以政治、经济地位作为区分阶级的标准,把中国社会阶级分成治者被治者,绞取者被绞取者两大阶级,把自作农、小商人、手工场主、医生、律师、教员归于二大阶级以外,并强调“阶级不能拿职业做标准”,明确革命的依靠力量与对象。
他在《亚细亚民族大会回想录》中写道:“我于许多学说中,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从学习钻研马克思著作,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吸取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在《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一文中,对唯物史观作了介绍和评论曼谷保镖1,阐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体论证“历史变动源于其时代的经济的状态”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回答当时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种种疑问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当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国内外引起震撼,敌对势力恶意攻击社会主义苏联,国内外人民也对苏维埃政权和新经济政策产生怀疑之时, 1922年8月他在《今日杂志》上发表《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一文,从俄国的国情,苏维埃政权的特质,列宁决行此种政策的怀抱,阐述俄国改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正确性。他极赞同列宁对内放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指出:“俄罗斯现在只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准备国家”明十三陵简介,在产业不发达情况下,“只有降而对内奖励私人的企业心,对外诱引资本的输入”,才能增加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逐步实现“电气化计划”,辩证地阐述了在产业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
林可彝经常发表时评文章,对国际许多重大会议、外交、工运事件进行报导,发表述评,声援各国工人运动,盛赞苏联革命外交的重大胜利及建设成果;尖锐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并预言:“战后世界经济的竞争将移到东方来,恐第二次的战争,不在欧洲,而在亚陆,冲突的国家将为日美,而被绞取的就是我们中国了。”
他同情劳工群众,憎恶腐败政府和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称军阀、财阀把持的国民政府是恶政治,称当局者是以侥幸夤缘弄到的冗官,法律、国家机器是特殊阶级的独占物;抨击宪法只有私有财产的保护权,却不顾财产来得是否合法,而广大人民却没有基本的劳动权、生存权、教育权;称社会各种抑郁、不平、窃盗都是统治者、绞取者造成的,充分体现一个革命者爱憎分明,公正无畏的品质。
(三)
在中国传统上,对先人的纪念有三种形式:故居、纪念地和传人。
林可彝的故居位于罗源县城关北大路52号。坐北朝南,后座部分建于明朝,前座部分建于清末。双层木结构,总体为清代建筑风格,由六扇厝、四扇厝及边舍三个部分东西向并列组成,面积1400平方米。主体建筑屋顶为单檐悬山顶,四周风火墙。六扇厝面阔17.5米,进深39米,正厅东厢房为林可彝出生地。四扇厝面阔12.5米,进深31米,正厅西侧为林可彝居室。边舍面阔10米,进深30米,为20世纪末所建。现保存尚好。
在罗源县烈士陵园内,专门修建一块林可彝纪念碑。碑上雕刻林可彝传。旁边一个两层亭,命名为“林可彝纪念亭”。他的坟墓当年建在起步镇兰田村的山上,尊重亲属意见,没有进行搬迁,每年进行必要维护。
林可彝直系后代简况:唯一儿子林时中,曾在罗源一中任教,后调到福州一中任高级教师,1999年去世,时年80岁。3个孙子1个孙女,都是中共党员,1人从医3人从教,具有高级职称或担任高校(中学)领导,工作生活在福州,现均已退休,乐享晚年。其后代也不断繁衍,人才辈出。
1986年12月,政协罗源县文史委编印《罗源文史资料第二辑——林可彝烈士专辑》。1988年1月,罗源县隆重举行林可彝烈士就义60周年纪念大会、座谈会和事迹展览。2002年10月,中共罗源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印《林可彝文选》。在此基础上,2011年县委党史研究室筛选、整理纪念文章和诗词17篇、烈士遗作31篇及有关资料图片,由我主编《林可彝纪念文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印刷发行。
这些,是后来人对这位革命先烈的最好纪念。
从收集到的林可彝发表于1921—1922年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林可彝在中共建立之初,就对中国革命前途、社会阶级分析、建党建军思想、依靠工农的群众路线及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都作出比较系统正确的阐述,其主导思想,与中国革命宗旨及中共各时期正确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建党建军理论都是一致的,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的形成,起到积极作用。
林可彝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陈独秀、张闻天、马寅初、周作人等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在一些重大刊物上发表政论文章。与李大钊、董必武等,有直接工作上的联系。所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后来继续革命,那么他的知名度、他的影响力,将不止这个程度;那么罗源的革命史也将更加辉煌。可是,在历史的词典里,没有“如果”这个词。
最后,转述《林可彝纪念文集》后记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结束语:
“就义汉阳留正气,南天一秀报春花。”让我们传承先烈浩气,珍惜身边点滴,用辛勤的双手,装扮祖国春天,创造幸福生活!

内容来源:《感受人文罗川》
作者:龚庆忠
编辑整理:罗源湾新闻网(订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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